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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塔自走棋在哪里玩: 吳越菲:社會轉型中的治理變革:機遇與挑戰

作者: 吳越菲,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發布日期: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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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塔自走棋三星 www.tgdrt.icu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始終伴隨著對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私人化、個體化等一系列宏觀社會轉型的好奇與追問。社會轉型既為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獨特的研究對象,也在實踐層面成為驅動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的現實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在社會結構上的突出表現是從整合型社會逐步轉向分化型社會的多維進程。

建構與宏觀社會轉型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

社會轉型主要是指社會各個領域,包括社會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組織形式、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方面所呈現出的現代性,強調嵌入社會現代化脈絡的體制轉軌、階段發展以及形態轉變。其突出表現為多向性、根本性以及“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二分性和非連續性特征。盡管社會轉型的內涵及其向度具有較強的爭議,但其不僅僅是一個自發的變化過程,在當前世界范圍內還集中地表現為一系列導向未來社會發展目標的積極規劃與建構行動。

20世紀末期開始,全球范圍內開始普遍強調建立與社會轉型發展相配適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并通過一系列治理變革實踐和政策調整來致力于實現“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昂玫鬧衛懟鄙婕岸勻死嗑沒疃?、政治活動以及社會活動的協調與調整,涉及經濟治理、政治治理以及社會治理的不同范疇,服務于不同領域的轉型目標。也就是說,通過經濟治理變革來加強制度規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讓市場變得更有效率;通過政治治理變革來調整治理主體間的權力關系和利益關聯,推動民主、法治、制度化、多元化的政治過程,從而讓權力運作變得更有效能;通過社會治理變革來調整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的自發秩序,從而讓社會變得更有活力。

創造深層的轉型機遇

當代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得益于極強的國家能力,依托于一系列支持性措施的落地實施和組織化推進。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組成部分和重要維度,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在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活動中,要促進實現政府治理、社會自我調節和居民自治之間的結構重組和機制銜接。

然而,社會治理變革不僅意味著結構性的調整(形成一套全新的社會治理結構),更意味著動態的能力建設(自身需要建構出一套適應社會轉型的變革能力)。比如社會治理本身的自反能力、強化能力、矯正能力以及再發展能力?;謊災?,社會治理變革意味著在更深層次形成能夠驅動轉型的“轉型治理能力”。從其他國家轉型的經驗來看,成功的社會轉型無一不伴隨著社會治理能力自身的轉型,其具體表現為一系列目標性的治理能力設定和達成,以此來促動深層的社會轉型。

社會治理變革與社會轉型緊密相關,彼此關聯,同時彼此賦予變革的動力。一方面,社會治理體系本身嵌入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以及特定的社會發展脈絡中,必然受到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影響。社會轉型期是一個內含高水平沖突和社會脆弱性的特殊時期。當前社會轉型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暴露了傳統社會治理方式在應對經濟社會生活復雜性上的不足,也不斷倒逼社會治理體系的整體重構。另一方面,社會轉型期所面臨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從“傳統”到“現代”的簡單移動,而是為諸多現代性要素的重新組合提供了特殊的時代機遇。社會治理體系的建構越來越被視為促進社會轉型和深層發展的必要條件。社會治理變革是社會轉型的重要驅動力,它將進一步為整個社會創造更多的轉型機遇、釋放更大的轉型空間。

所謂“好的治理”,比如健全的法律體系、穩定的財產權利、低腐敗高效率的行政體系、積極的政府責任、充分的公共服務等,這些目標盡管得到了強有力的各方支持,但在各國的治道變革中卻面臨多重阻礙。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國家治理體系的重構極強地受制于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現實基礎。社會治理變革也較強地受制于特定政治環境中的權力偏好以及社會發育的基礎。另一方面,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往往集中面臨資源局限和昂貴的交易成本問題,使得公共物品的生產能力、分配方式以及傳遞方式的優化上面臨現實難題。同時,社會治理變革不僅受到社會轉型的驅動,同時還受到經濟生產方式轉型的驅動。一旦市場并沒有真正地成為轉型發展中的主導角色,社會治理變革就只能對社會轉型產生邊際影響,而無法撬動更深層的轉型動力。

社會治理變革面臨挑戰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社會治理變革仍然集中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挑戰。

首先,在治理變革的目標導向上,存在“制度—結構”轉型與“人”的轉型之間的目標張力。盡管社會轉型最直觀地反映在宏觀層面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制度—結構變遷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多維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在宏觀層面受到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進程的結構性塑造,但同時也受到微觀層面個體的自我認知、身份歸屬、利益偏好、策略性行為的中介調整。宏觀層面的社會轉型與微觀層面個體的身份轉型以及認知改變有著密切聯系。比如在社會轉型的國家動員中,個體層面的認知重塑和身份實踐往往是極為重要的解釋變量。事實上,只有當“制度—結構”的轉型與“人”的轉型相匹配,宏觀層面的制度—結構轉型才能真正在實踐中創造出與社會成員互動的動力。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社會治理變革的目標導向究竟是促進制度—結構的轉型,還是促進人的轉型?社會治理變革的重點究竟是重塑權力還是重建轉型時代的社會和人?目標之間的張力需要在未來的治理變革中進一步彌合。

其次,在治理變革的價值取向上,存在邊界維持與邊界開放之間的價值張力。在社會事務的處理上,傳統社會治理形成了以“地域性”為主要組織原則的基本模式,并表現出一系列實踐特點,現代社會的開放性、流動性、多元性、個體化等宏觀趨勢正在使傳統社會治理體系被新的理念和假定所挑戰,社會治理變革也同時陷入同質化取向和多元化取向兩種價值之間的緊張和沖突。前者強調維持社會共同體的一致性和邊界穩定性,而后者則強調尊重差異性和邊界變動性。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社會治理越來越需要在變革實踐中重新橋接地方性和全球性、地域性和流動性之間的價值聯系。社會治理應當轉向思考如何使社會政策在多元社會群體中更具有穿透性,使組織在多元空間中更具有空間的統攝性,使服務在多元空間中更具有空間的包容性。

最后,在治理變革的實現方式上,存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方法張力。傳統社會治理的局限較大地反映在治理技術的局限上。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治理變革需要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通過治理技術的變革來應對復雜社會。然而,高度的組織化特征、科層制的運行法則、工具主義、科學管理主義、專家政治等要素極大地被現代社會治理體系所吸納。技術治理也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治理和政策實踐的主導邏輯,強調通過宏觀治理制度、中觀治理機制以及微觀治理技術的重塑來促進社會運行的理性化和治理活動的科學化。治理變革中所實踐的篩選技術、跟蹤技術、協商議事技術、政務公開技術、信息網絡技術、服務流轉技術、政策參與技術等在助力社會事務的同時,也面臨工具理性的泛濫與價值理性的缺失風險。尤其需要警惕將方法本身視為目的,將體制機制的問題簡化為技術的問題,治理領域的技術性考評、技術性展示、技術性應對剝奪治理內涵的價值性。在社會治理變革中,應當實現技術治理與情感治理、剛性治理與彈性治理、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的結合,技術本身的使用應當遵循包容開放、人本主義的使用邏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pol.cssn.cn/zzx/ggxzygl_zzx/201905/t20190508_4875567.shtml 發表時間:2019年5月24日